中国当代艺术一方面敏感地回应着社会变革中的现象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向了人类精神中超越具体事件的探索。一部分艺术家和研究者相信,当代艺术提供的批判性需要以审美层面的构建为旨归。虽然当代艺术的登场是以对既存艺术内涵的颠覆性否定为特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也发现,“艺术”作为诉诸视觉而通达人类精神自由的途径,从其产生之初直到当代艺术仍然绵延而在。……

 

最近几年,尽管“潮文化“在当代艺术界中被提及的次数增多,但是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解读仍然处于开放的状态。

总体上来说,它似乎成为了流行产业与各种亚文化结合的一个容器。游戏、动漫及其各类衍生文化、街头文化等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各种小众文化,实际上拥有各自独特的面貌和数量不菲的追随者。……

 

科技通过其自身发展重新定义了与“人”的相互关系。在传统的观念中,当一种技术被发明之时,人对其应用和可能性有大体的评估、设定和控制。上世纪初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就已经引发了研究者们对于科技发展的对个体消泯的忧虑,而最近科技的发展伸向了前所未有的未知世界,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当下所面对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

 

在最直观的层面上,现实主义指对于现实题材的反映;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指的是艺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和反思。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同时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这一进程也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新的社会图景的出现,意为着旧的图景被拆解、覆盖,或置于新的语境。艺术创作使得这些图景的变革不仅是统计的数字、理论的模型,也还原了一种作为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存在。……

2019年,女性艺术展览和活动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女性艺术就其本质不是指涉艺术家的性别;……
第二,中国的女性艺术自初始,就更多依托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核心观念,以情思的寄托、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变革循序发展。……
第三, 2019年女性艺术的市场形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二级市场中的很多案例优于男性艺术家。……





 

 

很多乡建项目更加侧重于软性改造和长线项目。除了在地的村落改造、艺术节等形式外,近几年不同的乡村项目都加强了基于实践的对话交流活动。一些项目在其他城市艺术机构展示其成果,在城市中推广乡建的产品,举办论坛或小型对话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出版,通过这些方式搭建乡建与城市之间、不同乡建项目之间的交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之初,独立艺术机构便已经以“私人空间、老居民楼、仓库、旧工厂”等形式存在,以展示当时官方体制机构内无法展出的作品和活动。国内独立艺术空间多分布在北京、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其中,又以北京地区最为活跃。这部分空间多成立于2015年前后,经历了初期几年的独行与经验累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框架为社会带来的改变,这是当代艺术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语境。根据CMAA调查统计,1980年后出生的艺术家,随着年龄的后推,有着海外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数明显上升。不仅如此,很多年长的艺术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去国外短期参加展览的经历不同,他们有的在海外成长,有的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国外的院校,有的通过进修、驻留项目在海外待过较长时间。……

 

1.

中国当代艺术一方面敏感地回应着社会变革中的现象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向了人类精神中超越具体事件的探索。一部分艺术家和研究者相信,当代艺术提供的批判性需要以审美层面的构建为旨归。虽然当代艺术的登场是以对既存艺术内涵的颠覆性否定为特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也发现,“艺术”作为诉诸视觉而通达人类精神自由的途径,从其产生之初直到当代艺术仍然绵延而在。

对于艺术家来说,一个与他们精神世界相连的“艺术本体”未必总是指向某种社会批判或生存焦虑。当代艺术的部分反思指向了艺术观念本身,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现实的变革成为触发创作的契机,而他们不仅与当下所处的环境对话,同时也抽离出这个环境中的具体事件,与材质、呈现形式、空间感等作品自身的因素相沟通。这种沟通使相关的作品具有某种抽象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艺术对于人的精神超脱角度的探索。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变量”对于“艺术”的贡献之一。

2.

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门类中的部分作品,仍然成为一种保留的选择,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保持着传统艺术门类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在材质、展示方式等可见的方面进行着持续的探索,也在精神上与文化传统构建着呼应关系。

在当代艺术家的群体中,有部分仍大致可以用“画家”或“雕塑家“称呼之。但在他们的作品不但有题材上对于当下生活的直接表现,也通过作品材质、创作方式、展示方式等因素的解构性呈现,不断反思这些传统艺术门类的边界和法则。与此相关的作品继承了当代艺术产生之初的特征;不同的是,它们不全部以破斥的姿态出现,也尝试构建新的形式上的自洽。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部分探索中,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和反思,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延续的线索之一。在早先的创作中,与此相关的创作中常常能够看到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影子:它可能延续了近代以来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思路,同时也可能承担着从文化贡献的角度构建“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尝试。但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传统思想资更多与个体经验相关,厚重的历史叙事正在作品中的比重正在降低。

| 艺术的当代性 |

| 现实的当代性 |

1.
2.

在最直观的层面上,现实主义指对于现实题材的反映;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指的是艺术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和反思。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同时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这一进程也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新的社会图景的出现,意为着旧的图景被拆解、覆盖,或置于新的语境。艺术创作使得这些图景的变革不仅是统计的数字、理论的模型,也还原了一种作为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存在。

2019年,当代艺术的一些创作依然有对于底层的、边缘的、草根现象的表现,它们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的多元叙事,更加丰富地展现了行至今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血肉与皱褶。这些作品或许没有宏大的、哲思的叙事,而是从片断的、个体体验的角度记录了社会变革中的众生相。

在另外一些创作中,一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被引进。与人文研究不同,这种视角的借鉴并非以人文研究为指向,也不期待得出某种结论,或置于某种理论构架的叙事中。相反,这些作品通过借用人文科学的视角,成功激活了现象或话题进入当代艺术的视角——一种更加审慎、有时甚至迟疑的凝视,同时倾注了某种乡愁,使得这种的关注成了对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流连。

在最近几年中,计算机与互联网领域相关的技术发展构成了对大众生活影响最醒目的部分。技术的成熟使得以人类的肉身存在为根基的现实世界,与各类屏幕和摄像头链接的虚拟世界的关系接近了某种临界状态:传统意义上,后者作为前者的投射和补充,二者呈现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但是现在,现实世界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网络的内嵌组织而存在。虽然这个组织仍然具有着类似大脑或心脏一样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有赖于在整个网络关系中的存在获得自身的意义。这一变革,使得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面临着新的复杂性。

虚拟网络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中通过实体来构建的层级关系,每个人都似乎通过虚拟世界获得了巨大的“义肢”,获得了释放能量、成为中心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个巨大的虚拟网络与现实主体形成的新的互嵌,似乎未能摆脱福柯意义上的规训关系。

近几年,当代艺术创作对这种新情况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这在题材、媒介、生活体验的变化都有所体现。包括人脸识别、DeepFakes(俗称AI换脸技术)在内的一系列新技术的成熟,改写了个体在公共网络中的意义界定和存在位置感,传统意义上的私密与公共的界线被打破;人们在判断“真”与“假”和所谓“真相”时可供依据的原则也不再明晰。当代艺术中对于这些新的现象与问题的关注,体现出我们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遭受的认知、情感方面的困境。

| 当代艺术与“潮文化” |

最近几年,尽管“潮文化“在当代艺术界中被提及的次数增多,但是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解读仍然处于开放的状态。总体上来说,它似乎成为了流行产业与各种亚文化结合的一个容器。游戏、动漫及其各类衍生文化、街头文化等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各种小众文化,实际上拥有各自独特的面貌和数量不菲的追随者。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文化本身是现代生活中的日常组成,是商品链条中的产品,是消费性的。另一方面,它们不仅长期停留在严肃的“艺术场域”之外,大多数时候不被看作经典意义上的“作品“;甚至在流行文化中,也不属于最主流的那些类别。因而当他们进入当代艺术创作的语境时:
(1) 具有某种轻松戏谑和挑战的意味;
(2) 同时兼具流行文化的消费属性;
(3) 它所具有的“亚”文化特征使得这种消费属性有一种精神上的私密性;
(4)“潮文化”概念本身的开放性同时也在相关的当代艺术语境中保留下来。

2019年,相关的当代艺术作品形成了可观的现象。在个体层面,有一批与此相关的艺术家,他们大多出生于1985年后。他们作品的媒介、题材、风格彼此相异,但不同程度上具有“潮文化”的特征。在展示层面,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在一些实验空间或艺术项目中,这类作品获得了持续的实施、展示机会,一些有影响力的艺术机构也开始以个展的形式推出这类艺术家。

同时我们也发现,与美国、日本等地的同行相比,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潮文化与商业的结合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机制,他们具有某种在野外的生机勃勃。很多创作和活动都是基于参与者零碎但切身的体验,他们也因此更难被标签和归类,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宣示了某种登场,这一点在与其他作品的对比中更加清晰。

科技通过其自身发展重新定义了与“人”的相互关系。在传统的观念中,当一种技术被发明之时,人对其应用和可能性有大体的评估、设定和控制。上世纪初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就已经引发了研究者们对于科技发展的对个体消泯的忧虑,而最近科技的发展伸向了前所未有的未知世界,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当下所面对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

近几年来,新媒体艺术在国内的发展成为了一股持续的潮流,其原因有媒介技术本身的革命性发展,也有国家的战略推动、社会的需求等多方面原因。在2019年,我们也注意到新媒体艺术只是聚焦于“当代艺术与科技”这对关系的比较突出的部分。除此之外,机械、生物、AI等领域与艺术的结合也都各自衍生出了丰富的艺术实践。

当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的性质,并非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油画颜料的发明,或便携式锡管颜料的发明那样,运用技术进步服务于艺术创作。理论上来说,当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聚焦于结合部的种种不确定性:
(1) “弗兰肯斯坦”模式通过人体与机械结合,完成对人的能力的提升;
(2) 在“赛博格”模式下,计算技术不仅改变人的生理,也通过介入人的精神世界,提示出人类认知的潜在的未知;
(3) 在AI模式下,计算网络拥有了独立于人类的“机体”;
(4) 基因技术同样给人类提供了某种改变自然进化法则的“演变”权力。
这些技术在发展之初,不同程度地参考了自然界的各种有机体,并总体上服务于人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体(Hybrid)”也获得了不止于物理存在的独立性。当人们发现人类社会的法则、(体量上的)极限、伦理、审美在这些技术体上并不完全适用,而对那些超出的部分,人们也无能对其进行预判、设定和限制。这些具有独立性的“超出部分”正随着技术蓬勃演进变得越来越庞大和意味深长。

当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关注、提示了这些不确定性,并在某些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作出了探索。当代艺术对于技术进步的关注和表现,在根本上与科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不同之处,它不已一种改进或解决方法为旨归,甚至不提供原因的分析;它点亮了一束光,照亮了走在未知维度的技术探索中的人的生存处境。

| 艺术与科技|

2019年,女性艺术展览和活动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女性艺术就其本质不是指涉艺术家的性别;相反,理论界对这种基于生理差别的强调保持着自觉的警醒,认为这一设定的内部存在难解的困境:将女性艺术限定在“平权”的视角内,反而约束了这一艺术开展的更多可能性。因此,女性艺术更多时候指当代艺术创作中由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推动对于媒介材质作为象征物、生存中遭遇的独特性体验等方面的持续探索。这一点在2019年的展览和文献中更加突出。

第二,中国的女性艺术自初始,就更多依托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核心观念,以情思的寄托、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变革循序发展。在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中,甚至沿袭着水墨等传统艺术的媒材,来表现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同感受。在2019年,有个别展览呼应了近两年国际范围内流行的女权运动,但总体来看这种呼应关系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并不密切。

第三, 2019年女性艺术的市场形势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二级市场中的很多案例优于男性艺术家。

| 女性/性别艺术 |

| 艺术乡建 |

2019年,“艺术乡建”仍然延续前几年的态势,一方面,各类公共艺术项目由大城市扩展到城镇再逐步延伸到乡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国策下迫切需要通过打造特色项目来获取关注度和知名度,各种政府和企业牵头的“艺术节”、“双年展”蜂拥而起。

在实践方面,可以看到很多乡建项目更加侧重于软性改造和长线项目。除了在地的村落改造、艺术节等形式外,近几年不同的乡村项目都加强了基于实践的对话交流活动。一些项目在其他城市艺术机构展示其成果,在城市中推广乡建的产品,举办论坛或小型对话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出版,通过这些方式搭建乡建与城市之间、不同乡建项目之间的交流。

此外,关于艺术乡建的学术研究也更加丰富,高校团队和艺术家以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对艺术乡建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和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讨论。乡村面貌在发生一定变化的同时,相应地,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于艺术该如何介入乡建,涉及“在地性”、“主体性”、“参与性”等问题;一类讨论在多元乡村建设的环境下,艺术能为乡村建设带来什么。虽然和第一个问题有重合之处,但这个问题又涉及到艺术乡建的经济效益、持续性、评判方式、个案与普遍的关系等方面。这些研讨也在不同的渠道出版,构成了乡建艺术实践的延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之初,独立艺术机构便已经以“私人空间、老居民楼、仓库、旧工厂”等形式存在,以展示当时官方体制机构内无法展出的作品和活动。国内独立艺术空间多分布在北京、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其中,又以北京地区最为活跃。这部分空间多成立于2015年前后,经历了初期几年的独行与经验累积。

2019年,不少展览和研究聚焦于中国独立艺术空间的沿革及其艺术实践。大部分研究倾向于认为,替代空间类似于一种“中间地带”,介于相对年轻化的实践者与艺术体制之间,在工作方法、知识生成和话语建构的方面可能更具有实验性质,是画廊和美术馆之外的一种补充性质的当代艺术生态。

根据CMAA的调查,近几年,实际上在北京、珠三角、长三角等当代艺术活跃的主要地区之外,在沈阳、石家庄、郑州、南昌、贵阳、合肥、长沙、厦门、西安、成都、重庆等地还有总量超过30个的独立艺术空间。尤其是在一些当代艺术相对不活跃、观众和市场不成熟的地域,替代空间的作用可能更为独特。在这些地域,替代空间无疑保持着独立和先锋的意义,同时承担着凝聚当地当代艺术群体的主要作用。如果对比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之初的情况,在当代艺术与资本以及一套成熟的艺术机制的运作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下,似乎在主要城市之外开展当代艺术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些空间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 替代空间 |

| 当代艺术与全球化 |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框架为社会带来的改变,这是当代艺术面临的另一个重要语境。根据CMAA调查统计,1980年后出生的艺术家,随着年龄的后推,有着海外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数明显上升。不仅如此,很多年长的艺术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去国外短期参加展览的经历不同,他们有的在海外成长,有的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国外的院校,有的通过进修、驻留项目在海外待过较长时间。
与这种外在的、显性的因素相对应,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观察也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背景。现代化进程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历史变革,不仅对中国,也对参与其中的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相通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体现,也有一些独特的问题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当代艺术所强调的“中国的立场”与“世界的眼光”发生了新的演绎。中国当代艺术与全球化语境中其他文化的互涉,有可能只是相互提供文化上的“他者“视角,也可能是一场蝴蝶效应的两端。
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看,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融入全球语境的情况体现在两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展览以及外媒的相关报道。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海外展览的机会总体增加,仅2019年,参与展览的次数超过100次。其中除了少数艺博会和双年展之类的大型展览之外,国外艺术机构分为三类:有中资背景的机构、连锁画廊/机构的海外分支、其他海外艺术机构。从地域分布来看,以纽约、洛杉矶、柏林、波恩等城市为主,美国和德国都各举办过20次以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而以威尼斯、罗马、巴黎、伦敦等城市为代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各举办了超过15次的同类展览。此外,芬兰、挪威、捷克、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马耳他、俄罗斯、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地也都有中国当代艺术展发生。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古巴、墨西哥、智利等国也有零星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总体来看,这些展览呈现出以欧美为中心广泛分布的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CMAA以英文媒体为样本的调查,海外媒体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报道和讨论集中在政治、身份、少数知名艺术家等有限的视域,缺乏对于作品的全面、深度的解读。打破西方中心的眼光和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仍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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